理性是人類本質的內在規(guī)定性。作為指稱理性的邏輯而言，無論用何種語詞來表達，都改變不了它與人類理性之間存在著獨一無二的對應關系，即在人類理性的指向上具有唯一性。而當邏輯作為研究理性所形成的知識體系、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時，就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分支領域、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以及不同的言說方式等，即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呈現(xiàn)多樣性。明確邏輯的“一”與“多”，不僅涉及語詞使用或概念應用的問題，還關乎對邏輯觀念的重新審視以及當代邏輯發(fā)展的世界走向。
從相通性看邏輯的“一”
理解邏輯的“一”，要從明確“邏輯”所指稱的對象以及“邏輯”一詞的使用習慣所具有的相通性入手。就邏輯所指稱的對象是人類共有的理性而言，它無疑具有相通性，即理性是人類進行有意識、有目的活動的必要前提；當邏輯作為一個語詞時，人們在使用習慣上也具有相通性，它可以用于表達作為人類理性的邏輯，也可以用于表達研究理性所形成的邏輯學問。因此，從相通性來看，邏輯的“一”指向人類共有的理性特征。
從邏輯作為指稱人類理性的概念來看，它的相通性表現(xiàn)為可以超越古今中外的文化差異，使人類進行跨越時空的溝通與理解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共有的邏輯只有一個，它承載著理性活動的展開方式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并使得理性能夠在人類的思維活動中發(fā)揮規(guī)范與約束作用。通過對體現(xiàn)人類理性特征的邏輯及其所具有的相通性和普遍性的深入研究，基于邏輯的“一”來凝聚人類的理性共識，進而深化當代邏輯學研究的學術互鑒，構建邏輯學發(fā)展的世界圖景。
漢譯“邏輯”一詞，最早是由我國近代思想家嚴復從英文音譯而來，他在譯介19世紀英國邏輯學家穆勒的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一書時，將Logic譯為“邏輯”，但他沒有使用這個譯名，而是將此書名譯為《穆勒名學》，即以“名學”漢譯了“邏輯”。對于“邏輯”這一外來語詞，我們在使用時，既用它指稱理性活動本身，也用于表達研究理性活動的學問，以至于形成了一種將作為一門學問的“邏輯學”簡稱為“邏輯”的習慣，使得“邏輯學”與“邏輯”二者之間具有了可相通性，“邏輯學”常被約定俗成地替換為“邏輯”。當然，人們在明確“邏輯”所使用的具體語境時，并不會因為“邏輯”一詞的通用而混淆“邏輯”與“邏輯學”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實際上，邏輯的“一”是指人類共有的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邏輯”只有一個，無論用哪種語詞來表達，或形成哪種邏輯知識體系及其話語體系，都改變不了它是人類共有并且是人們研究的同一個對象。
我國現(xiàn)代邏輯研究與教育的奠基人金岳霖就主張只有一個邏輯，即人類所共有的、作為同一個研究對象的邏輯，在他看來，沒有不同的邏輯。他從區(qū)分“邏輯”與“邏輯學”兩個概念入手，明確地指出了“邏輯”是“邏輯學”的研究對象，“邏輯學”是研究“邏輯”而有所得的內容，并主張需要將研究的對象與研究有所得的內容區(qū)分開，而且只有研究的內容越接近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內容才能成為一門學問，不能混淆“邏輯”與“邏輯學”兩個概念。同時，金岳霖還對“邏輯”究竟是什么的問題進行了闡釋，他認為，作為邏輯學研究對象的邏輯就是必然的理，它沒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分，而只有“邏輯學”才有傳統(tǒng)邏輯與現(xiàn)代邏輯之別，并且，這種“必然的理”是作為邏輯而存在的，它不是固然的理，也不是本然的理，即“必然的理”具有創(chuàng)造性，它有別于自然界所存在的通過普遍規(guī)律反映出來的本來如此的“理”，“必然的理”是“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即為任何“實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能夠體現(xiàn)思維主體的自覺性。同樣，我國早期邏輯教育家章士釗在其所著《邏輯指要》中也指出，雖然“邏輯”一詞源自歐洲，但邏輯之理是不分國界的。顯然，邏輯具有全人類性，它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所有，這種人類理性的共有性與相通性，正是邏輯“一”的體現(xiàn)。
從共生性看邏輯的“多”
關于邏輯的“多”，既表現(xiàn)為“邏輯”作為語詞可以表達各異，也表現(xiàn)為作為一門學問的話語體系可以各有不同，它體現(xiàn)了對于這門學問的語詞表達具有多樣性，以及這門學問在其演進過程中所形成的分支領域、學說體系也具有多樣性。
就語詞表達的多樣性而言，從英文logic漢譯而來的邏輯一詞，在古希臘語中表達為logos，在梵語中表達為hetuvidyā，而在漢語中除了音譯“邏輯”或“邏輯學”之外，還用“名學”“辨學”“理則學”“論理學”等來表達，顯然，“邏輯”可以用體現(xiàn)不同地域文化的語詞來表達，但并不因為語詞表達的多樣性而影響人類理解共有的“邏輯”，以及對其進行深入而廣泛的學理探尋。
正因為人們對自身理性研究的重視，才使“邏輯”這一人類的本質特征實現(xiàn)了由自在向自為、由自發(fā)向自覺的轉變，并以此凸顯出人類理性活動多樣性的展開方式，以及探求人們如何在思維活動中遵循規(guī)范性要求的方法和規(guī)律等，進而產生了不同的邏輯學說傳統(tǒng)、不同的邏輯學分支與不同的邏輯思想體系。只有承認邏輯學傳統(tǒng)、邏輯學分支以及邏輯學體系的多樣性，才能真正理解人類自有邏輯學問以來，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邏輯學說在不斷發(fā)展，不同分支領域的邏輯學在不斷增多，不同言說方式的邏輯思想體系在不斷豐富，并在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學理研究和技術應用中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就是說，只有重視邏輯的“多”，才能更加充分地認識并發(fā)揮邏輯學在推進人類理智文明進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金岳霖在將“邏輯”與“邏輯學”這兩個概念進行區(qū)分的前提下，闡釋了文化與學問之間、語言與學問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系，他認為，文化是不限制學問的，學問是文化的一部分，語言也是不限制學問的，學問是離不開語言的，邏輯學是離不開語言文化的，包括數(shù)理邏輯學在內。這明晰地指出了邏輯作為人們研究的對象只有一個，它是人類所共有的，不受語言和文化的影響，但邏輯學作為研究邏輯所形成的學問，則離不開文化，也離不開語言，文化和語言的豐富性，使邏輯學的表達方式具有多樣性。
邏輯學作為研究邏輯的學問，受文化和語言的影響，不但能夠體現(xiàn)人類探究理性活動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也能夠表明不同民族語言文化的個性樣態(tài)。邏輯學在人類理智文明發(fā)展中如果要發(fā)揮更大作用，需要我們對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各種學說體系進行深入研究，包括對中國邏輯話語體系的挖掘與建設，形成世界學術共同體中各種邏輯學說體系的共生與互鑒，凸顯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任何一種文化形態(tài)的發(fā)展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閉中孤立地進行，反映不同文化形態(tài)的邏輯學說體系也不例外，它既要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展現(xiàn)本土學術的文化魅力，也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甚至碰撞，只有自覺吸納和融合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邏輯學說的思想資源，并在此基礎上共同構建邏輯學說發(fā)展的世界學術體系，才能使多種樣態(tài)的邏輯學說體系在互鑒中獲得普遍意義。從世界三大邏輯體系的淵源來看，無論是墨家邏輯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邏輯，還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創(chuàng)立的西方邏輯，以及古印度的因明邏輯，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都共同作用于人類的理性活動。同樣，無論是古代邏輯學，還是現(xiàn)代邏輯學，都對人類理性文明的發(fā)展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同的邏輯學說體系和不同的邏輯學分支領域，共同構建出邏輯學形成與發(fā)展的世界學術版圖。
從“一”與“多”的關系看邏輯學的發(fā)展走向
就邏輯的“一”所體現(xiàn)的人類共有的理性特征而言，人們對“邏輯”的關注和研究，既反映了人類主體意識的覺醒，也表現(xiàn)出人類反思能力的增強。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既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邏輯”進行研究，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點的邏輯學說，包括中國古代邏輯、西方邏輯和因明邏輯等，也可以根據(jù)人類理性發(fā)展的需要，將對“邏輯”的研究不斷拓展和深化，由傳統(tǒng)邏輯發(fā)展為現(xiàn)代邏輯，并由現(xiàn)代邏輯發(fā)展為多樣的邏輯分支。由于采取的方法和探尋的視角不同，不同的邏輯學說傳統(tǒng)，以及多樣的邏輯學說分支，必然會具有不同的言說方式，從而呈現(xiàn)“邏輯”作為學說體系因差異而多樣，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多”其實包含了“一”，即人類以不同的研究進路探究共有的“邏輯”，這同時也體現(xiàn)出“一”包含了“多”，即人類共有的“邏輯”有賴于不同的探究方式使其普遍性特征得以呈現(xiàn)。顯然，邏輯的“一”與“多”既有清晰的區(qū)別，也有密切的關聯(lián)，不能只關注“一”而忽視“多”，也不能只強調“多”而無視“一”。在人類理性文明的進程中，既要對邏輯的“一”所內蘊的理智活動的可溝通性和可對話性具有充分的認知，也要對邏輯的“多”所涵蓋的學說體系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予以足夠的尊重。
“邏輯”無論是指人類的理智活動還是指科學的知識體系，它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具有“邏輯”的共同體，即便處于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域，體現(xiàn)理性的“邏輯”都是人類共同的研究對象，因此，對于邏輯進行研究所形成的邏輯學說體系就具有了多樣性，并以文明互鑒、交流共生、多元匯聚的方式在人類的理性自覺中發(fā)揮作用。沒有哪一種單一的“邏輯”學說體系可以取代邏輯學研究的多樣化發(fā)展路徑，人類的“邏輯”智慧就是在多元一體中充分展開的。
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體系作為世界邏輯思想體系的源頭之一，有著幾千年的歷史，以墨家邏輯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邏輯學說，既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理智活動的特有智慧，也呈現(xiàn)出人類理性規(guī)范的方法及規(guī)則的普遍性要求，它與印度因明邏輯和古希臘邏輯，共同構成了世界邏輯學研究的重要思想資源，在文明互鑒中成為世界邏輯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內容。推進以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為載體的邏輯學說之間的互動、對話和融合，有助于形成既有差異性又有互補性的世界學術共同體。
當代中國邏輯學研究需要具有開闊的國際學術視野，從邏輯學科體系建設入手，將中國邏輯思想體系的標識性概念及其學說體系帶入世界學術研究領域，使其充分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并與國際學術界展開系統(tǒng)交流和深入對話，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邏輯話語體系及其發(fā)展走向，充分發(fā)揮中國邏輯話語體系在世界文化互動中的重要作用，在文明互鑒中推動世界邏輯學術體系的構建和人類理智文化的發(fā)展。
（作者：寧莉娜，系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上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