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財政工作取得了矚目成就，財政事業(yè)發(fā)展歷程中的特征事實與一般規(guī)律亟待總結，財政工作的未來方向也需要中國財政學理論予以指導。當前，財政實踐已深度嵌入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加快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系統(tǒng)梳理我國財政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歷程，科學把握財政學的學科本質，積極回應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財政命題。
財政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歷程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演進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持續(xù)完善，中國財政學界圍繞財政的本質、職能定位、運行機制等核心問題展開了持續(xù)深入的理論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為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與高度集中統(tǒng)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國家分配論”成為主要理論范式。這一時期的財政理論將財政的本質界定為在國家集中分配過程中形成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反映計劃經濟時期的治理邏輯。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的財政理論發(fā)展可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型，“社會共同需要論”逐漸成為主流觀點。這一階段，財政的本質被界定為國家通過財政活動分配一部分社會產品，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共同需要，其著眼點在于財政由直接干預生產轉向保障“社會共同需要”，契合了改革初期政府職能轉變和治理方式調整的邏輯。二是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和治理模式發(fā)生深刻轉型，財政理論范式轉向“公共財政論”，即以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財政活動規(guī)律為研究核心。公共財政論借鑒西方公共財政學關于市場失靈和公共物品的理論，其要旨在于界定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范圍，突出財政滿足公共需求、糾正市場失靈的功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以國家治理需求為導向，以實踐創(chuàng)新為根基，在財政基礎理論、政府間財政關系、預算、財政金融協同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第一，財政基礎理論不斷深化拓展，形成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三大理論學派：國家治理財政學、新市場財政學、公共風險財政學。第二，政府間財政關系理論持續(xù)豐富。中國特色財政分權理論突破西方財政聯邦主義政治與經濟同步分權的邏輯預設，指出我國央地關系的本質是“財政授權”，由中央轉移支付和事權劃分等途徑實現財政權力的有序配置，而非“財政分權”邏輯的簡單復制。第三，預算理論實現從借鑒模仿到自主建構的躍升。中國特色預算理論明確將預算置于國家治理的核心位置，強調其在統(tǒng)籌發(fā)展目標、落實公共責任中的戰(zhàn)略功能，及其與執(zhí)政理念、制度優(yōu)勢和人民利益的有機融合。在此基礎上，逐步構建服務國家戰(zhàn)略的制度型、工具型與治理型三位一體的預算理論體系。第四，財政與金融協同治理理論加快形成，形成以“央行—財政雙主體”機制為核心的宏觀調控理論。系統(tǒng)闡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互動關系，提出跨部門協調、中央地方共治的風險控制框架，強化財政在宏觀調控與公共保障中的制度保障功能，探索中國特色財政金融協同發(fā)展的理論模型。
科學把握財政學的學科本質
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立足中國國情、回應時代需求，在準確把握財政學特殊性與一般性的辯證統(tǒng)一中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
要重點把握財政學的三個特殊性。第一，財政學具有天然的政治屬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財政活動必須服從服務于國家戰(zhàn)略目標和發(fā)展大局，使財政決策充分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全面堅持黨的領導，突出財政作為國家意志體現和治國理政重要工具的本質特征。第二，財政學具有多學科交叉特性。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涉及經濟活動的效率與激勵機制，也涉及制度執(zhí)行的規(guī)則設計與法律保障，還要回應社會公平與公共服務的現實訴求。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摒棄學科孤立主義，推動跨學科范式的融合重構，廣泛應用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的概念體系和方法論，以適應日益復雜多元的財政實踐需求。第三，財政學需要植根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國悠久的理財治國傳統(tǒng)為財政學發(fā)展提供了豐富思想資源。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立足中國歷史文化根脈，在傳承中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升華，努力探索一條體現國家立場、歷史邏輯與文化自信的財政理論發(fā)展路徑。
同時也要把握財政學的一般性特征。第一，財政學作為應用性較強的社會科學，具備循證性和可重復性的科學特征。財政學研究應當強調以經驗事實為依據，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通過系統(tǒng)性的邏輯推理揭示財政現象背后的規(guī)律，并將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檢驗和豐富理論假設。第二，財政學與西方經濟學存在共通的理論邏輯和一般規(guī)律。公共物品供給、外部性治理以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都是財政理論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積極回應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財政命題
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積極回應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財政命題。當前，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fā)展階段，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新的財政現象和財政問題，亟須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與實踐探索予以不斷解決。
第一，數字經濟時代的稅制設計。數字經濟重構了價值創(chuàng)造和交易方式，使傳統(tǒng)稅制在主體識別、稅基測算和征管規(guī)則等方面面臨系統(tǒng)性挑戰(zhàn)。一是納稅主體界定困難。平臺經濟打破了企業(yè)與個人的邊界，催生大量“隱性經營主體”，數據資產的多重權屬分離也加劇了交易主體識別難度。二是稅基難以準確量化。數據與知識產品可復制性強、價值波動大，勞動形式多樣，導致從價與從量計征方式適應性降低。三是征收規(guī)則不完善。現有基于“生產地原則”和“常設機構”認定方法的征管原則無法完全匹配數字交易特征，易引致稅源流失與制度套利。
第二，財政貨幣協同機制創(chuàng)新。在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愈發(fā)重要，但現實中仍存在脫節(jié)現象。兩者目標取向不同，財政側重結構優(yōu)化與民生保障，聚焦流動性調節(jié)與物價穩(wěn)定，在逆周期調節(jié)中易產生張力。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通常歷時較長，涉及領域更廣，而貨幣政策相對靈活，調整速度較快。兩者在應對經濟波動時各具特點，政策節(jié)奏難以完全匹配。此外，財政部門與中央銀行在信息溝通、數據共享和政策聯動方面機制尚未完善，也會影響政策合力的完全發(fā)揮。
第三，預算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近年來預算制度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但重大政策部署、國家發(fā)展規(guī)劃與預算銜接機制尚不健全，專項資金分散化、碎片化問題仍較突出，影響資源統(tǒng)籌效率，難以適應公共服務多元化需求。此外，績效評價與預算安排的掛鉤不緊密，績效信息未充分嵌入預算編制與執(zhí)行過程，“兩張皮”問題依然存在，零基預算改革也尚在深水區(qū)，預算管理的科學化與精細化水平有待提升。
第四，轉移支付制度的持續(xù)優(yōu)化。當前，轉移支付體系在支持區(qū)域協調發(fā)展與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仍面臨結構性矛盾。一是財力分配結構失衡。不同區(qū)域財政收入與支出責任不匹配，現行制度尚未有效彌合財力缺口。二是上下級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務領域事權重疊，共同事權缺乏清晰分擔機制，影響政策執(zhí)行效率。三是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健全，績效考核與資源分配聯動機制尚未完善。
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未來展望
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不僅關系到學科自身的發(fā)展，更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財政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必須立足中國制度優(yōu)勢，緊扣國家治理需求，逐步形成以本土實踐為基礎、以國家治理需求為導向的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面向未來，唯有持續(xù)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與制度變革互動共進，才能為財政服務國家戰(zhàn)略、提升治理效能和增進民生福祉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扎根中國制度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財政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根本遵循，也是構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基礎。必須立足國情，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理論體系，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完善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一是財政職能邊界的理論創(chuàng)新。應科學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探索如何在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既發(fā)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協同機制。二是財政政策目標的理論創(chuàng)新。聚焦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探索如何通過稅收調節(ji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政策工具優(yōu)化收入分配格局，構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導向的財政政策理論體系，為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注入鮮明的價值導向。三是財政運行機制的理論創(chuàng)新。立足中國財政改革實踐，系統(tǒng)總結分稅制改革、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等重大變革的實踐經驗，深入提煉財政實踐蘊含的理論邏輯，構建符合中國發(fā)展規(guī)律的財政運行理論框架，豐富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內涵。
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化中國特色財稅體制改革。中國財政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核心，以制度創(chuàng)新實踐反哺理論發(fā)展，構建具有政治高度、實踐深度和學科廣度的知識體系。一是以預算制度和稅制改革為雙輪驅動，夯實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基礎。以法治化為保障，建立健全現代預算制度，構建“發(fā)展友好型”與“公平導向型”相結合的現代稅收體系，為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有力支撐。二是進一步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使各級政府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充分履行職能，確保財政資源的合理分配與高效利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三是突破學科壁壘，構建并完善財政政策協同治理理論。財稅政策設計需與經濟、金融、社會、生態(tài)等領域的治理機制協同推進，形成政策合力。
（作者：馬海濤、姚東旻，分別系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