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工作事關國家安全和發(fā)展利益。保守黨和國家秘密既是遵守黨的紀律規(guī)矩的具體體現(xiàn)，也是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2024年5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開始施行。我們深情回顧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身體力行做好保密工作的光輝事跡，對于傳承發(fā)揚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堅定理想信念，對黨絕對忠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持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堅定理想信念是根本”“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老一輩革命家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特別是面對敵人的白色恐怖，始終把“保守黨的秘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用實際行動詮釋忠誠于黨的錚錚誓言。

毛澤東同志在秘密創(chuàng)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之初，便將生死置之度外。1923年，被湖南軍閥趙恒惕下令通緝后，他仍然堅決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開展了一系列更加隱秘的革命活動。無論是赴廣州參加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是到湖南秘密籌建國民黨地方組織，抑或是在上海中央領導機關履行“中央局秘書”職責，始終一心為黨、忘我工作。1925年，他和妻子楊開慧回到韶山，深入農友，秘密建立中共韶山黨支部，并領導了“平糶阻禁”谷米斗爭。軍閥趙恒惕聞訊，急電湘潭縣團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澤東”。所幸他事先聞訊、化裝為郎中，順利脫險。1927年，毛澤東同志在趕赴銅鼓秘密發(fā)動秋收起義的路上，不幸被民團抓住，最終脫險。對這件事，他1936年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死里逃生。毛澤東同志為革命可謂九死一生；而楊開慧等親人的犧牲，對他無疑都是沉痛的打擊。即便這樣，毛澤東同志始終堅守理想、堅定信念，在對敵斗爭中贏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鄧小平同志早年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期間遇到“最大的兩次危險”。一次發(fā)生在1928年4月15日。那天，就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被捕的前一刻，他剛剛離開現(xiàn)場，因而幸免于難。鄧小平同志后來回憶說：“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后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后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同年還發(fā)生了另一次危險。當時，鄧小平同志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同住一處。中央特科得到內部情報，說巡捕發(fā)現(xiàn)了周恩來同志的住處，便立即通知他們搬家。但鄧小平同志沒能接到通知。當他回家敲門時，巡捕正在搜查。萬幸的是，里面有個特科內線，聽到敲門聲，故意答應了一下。鄧小平同志一聽聲音不對，馬上就離開了。對此，他后來不無感慨地說：“那個時候很危險呀！半分鐘都差不得！”“我們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在干革命。”盡管如此，他始終為黨工作、矢志不渝。正如他當初在蘇聯(lián)寫下的自傳那樣，“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定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愿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任弼時同志在大革命失敗后，執(zhí)行黨的任務時曾兩次被捕。面對敵人酷刑，盡管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他始終沒有暴露身份。特別是1929年那次被捕，敵人威逼利誘，還施以電刑。當時被捕入獄的周樸農曾經回憶，弼時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后對我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經得住考驗，隨時準備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yè)。”正是在他的教誨和帶動下，周樸農始終堅貞不屈，與敵人頑強斗爭。生死抉擇時刻，他們寧肯犧牲自己，也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堅決做到了嚴守黨的機密。

嚴守保密紀律，始終慎之又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tǒng)和獨特優(yōu)勢”“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必須執(zhí)行”。老一輩革命家經過長期斗爭實踐，深知嚴守紀律特別是嚴守黨的保密紀律的極端重要性，堅持嚴字當頭、慎密不怠。

陳云同志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中指出：“一個共產黨員堅決地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是他的義務。他不僅應該與一切破壞黨紀的傾向作斗爭，而且要著重與自己的一切破壞黨紀的言論行動作斗爭，使自己成為遵守黨紀的模范。”他同時強調：“每個黨員必須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嚴守黨的秘密工作的紀律，并且與一切忽視、破壞黨的秘密工作的危險傾向作斗爭。任何黨內的不對外公開的事件，不準任意向黨外宣傳；任何對其他黨員沒有必要說出的秘密事件，不準在其他黨員中亂說。”

鄧穎超同志在《一個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中披露周恩來同志嚴守秘密的往事。他們婚后約定并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于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周恩來同志在緊要關頭，尤其守口如瓶。鄧穎超同志回憶他去領導南昌起義時記述道：“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后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fā)生了南昌起義。”

毛澤東同志曾經題詞：“保守機密，慎之又慎。”面對嚴峻復雜的形勢，他對保密工作尤為審慎。皖南事變前，為應對不測，他和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致電葉挺、項英：“秘密文件必須燒毀，嚴防襲擊。”隨后再次電告葉挺、項英：“你們的機密文件電報須一律燒毀，切勿保留片紙只字，以免在通過封鎖線時落入敵人手中，你們的密碼須由負責人帶在自己身上。”淮海戰(zhàn)役時，他在給總前委的電報中叮囑：“此電只發(fā)劉陳鄧，請小平負責于粟譚至你處開會時，給粟譚二人一閱，閱后焚毀，保守機密。”

堅持以身作則，確保秘密安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領導干部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帶頭按黨章辦事，帶頭遵守黨的紀律和規(guī)矩，帶頭管好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老一輩革命家在這方面，堅持以上率下，為我們作出了榜樣。

劉少奇同志自己嚴格保守秘密，對身邊人員包括秘書、警衛(wèi)等以及家人也都從嚴要求，強調絕對保守黨和國家機密。秘書吳振英、劉振德曾撰文道，“1953年5月間，劉少奇同志曾專門召集秘書人員開過一次會，向大家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是坐得??；二是靠得??；三是不要想個人在這里有什么作為。”其間特別提醒，“你們看的文件多，知道的事情多，這就要求你們保守機密，遵守紀律”。劉少奇同志多次強調：“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對誰都是這三句話，包括對我的孩子們也都一樣。”一次，劉振德接到重要通知，即向劉少奇同志報告情況。當時在場的還有王光美同志以及一個孩子。劉少奇同志聽了，表情瞬時變得很嚴肅。事后，王光美同志告訴劉振德，有“小耳朵”在場，就不要談工作上的事情，“少奇同志對家庭成員的保密要求是很嚴格的，他從不向我講不該我知道的事情。”

在保密方面，陳云同志對家屬要求非常嚴格。在延安時期，他同妻子于若木就達成默契。當時陳云同志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于若木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他們之間談話，從不涉及單位工作。如遇到有人來家匯報工作，于若木同志總是主動回避。多年后，于若木同志回憶：“窯洞是里外間，領導同志來找他談話，我沒地方呆，只好到院子外面的山坡上呆一會兒。”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同志對家人要求同樣嚴格。他的女兒曾回憶：“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時候，父親主管國家經濟工作，為了回籠貨幣，國家實行了高價商品，市場上銷售一些高級點心、高級糖和其他高價商品。那年夏天，媽媽買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價商品，買完以后還挺高興的。等到第二天報紙登出來，因為我們國家經濟已經恢復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價商品了，從今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為平價。我母親就有點抱怨他，怎么不說一聲。爸爸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隨便講？我要帶頭遵守黨的紀律。’”歷經多年革命斗爭和工作實踐，陳云同志早已經把保守黨和國家秘密作為鐵律、形成習慣。

高山仰止，見賢思齊。新時代新征程上，面對國家安全內涵日益豐富、內外因素錯綜復雜等新情況，我們要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不斷推進保密工作高質量發(fā)展。新時代保密工作，關乎黨的長期執(zhí)政地位、關乎國家安全、關乎人民幸福、關乎民族復興，要強化使命擔當，傳承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以實際行動履職盡責，努力為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貢獻更多力量。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