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心態(tài)的新變化與積極應對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管健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快速變革與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在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劇變進程中，我國社會心態(tài)在焦慮、矛盾、悅己、自信、韌性等多個維度上呈現出復雜且動態(tài)的演變趨勢。盡管不同群體內部以及不同群體之間仍存在各種亞型的社會心態(tài)，呈現出差異性與多樣性，但就總體趨勢而言，社會心態(tài)正朝著堅韌、自信的方向發(fā)展。這不僅體現在個體面對挑戰(zhàn)時的心理調適能力增強，而且反映在面對外部復雜局面時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中的整體思維、辯證思維、長期主義、變易思維等，正是社會心態(tài)流轉嬗變的根基。整體思維強調事物間的相互依存與整體和諧，促使人們以全局視角審視問題，追求社會福祉。辯證思維教會人們在變化中把握機遇，于困境中尋求轉機。長期主義使人們善于運用長遠思維、前瞻眼光思考和決策。變易思維鼓勵人們順應時代潮流，勇于創(chuàng)新，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思想資源提供了極為寶貴且深厚的心性滋養(yǎng)與精神支撐，為培育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tài)奠定了堅實根基。我們應繼續(xù)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將其融入社會心態(tài)建設中，引導人們以更加積極、樂觀、理性的心態(tài)迎接時代挑戰(zhàn)，共同書寫美好未來的壯麗篇章。（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2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管健，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南開大學人事處處長。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yōu)秀人才，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首席專家。擔任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學會社會心理學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心理學會社會心理學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等。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社會學研究》《心理學報》發(fā)表文章若干篇。
人形機器人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及未來趨勢研判
——北京郵電大學人機交互與認知工程實驗室主任、特聘研究員 劉偉
人形機器人是指外形或結構模仿人類的機器人，通常具備類似于人的外貌、姿勢、動作等特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模擬人類的運動和行為。人形機器人不僅可以執(zhí)行日常任務，還可以進行感知、交互、運動等活動，某些高端人形機器人甚至能夠表現出簡單的情感和反應。人形機器人集機、電、材料、計算機、傳感器、控制、認知技術等多門學科于一體，是一個國家高科技實力和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標志。
當前人形機器人已具備相當復雜的運動能力及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感知和人機互動方面的能力顯著增強，能力得到提升并能夠執(zhí)行更高層次的任務，應用領域逐步拓展到多個實際場景，擁有一定自主性及能夠同時執(zhí)行多項簡單任務。但同時，人形機器人發(fā)展面臨技術、倫理與社會、成本與經濟、法律與監(jiān)管、人類—人形機器人共生問題等挑戰(zhàn)。未來的人形機器人將具備更高的運動能力與自我平衡能力，具備更強的感知與智能交互能力，具有更強自主性與實現智能決策，具備更高效的能源管理與續(xù)航能力，有能力進行更高水平的商業(yè)化應用與普及，逐步實現人機協(xié)作與融合，倫理與社會問題逐步解決。（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劉偉，北京郵電大學人機交互與認知工程實驗室主任、特聘研究員、博導，媒體融合生產技術與系統(tǒng)國家重點實驗室特聘研究員、中國指控學會認知與行為專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信息與電子工程科技發(fā)展中心專家委員會特聘專家、國家工效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撰寫《人機融合——超越人工智能》《追問人工智能：從劍橋到北京》等著作。
減負與賦能：基層何以打出“組合拳”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胡曉東
“減負”與“賦能”本身所具有的新型嵌套關系、輔成關系和平衡關系，決定了統(tǒng)籌“減負”與“賦能”的復雜性和高難度性。就基層工作而言，“減負”是將產生負擔的冗余工作，通過政策優(yōu)化、機制調適、制度改進等方式減下去。“賦能”是否有助于基層“減負”，需要辯證地看待，一方面，“賦能”可以為基層“減負”；另一方面，“賦能”的同時可能引發(fā)新的基層負擔。對于基層負擔，地方政府目前多采用以行政指導或行政命令的手段，通過數量減少的方式加以限制，但隨著工作量增大、管理重心轉移，缺乏履行相關監(jiān)督職責的專門機構，致使這種限量性“減負”從長遠來看存在反彈的可能。若想通過干預性的行政性限量式為基層“減負”，或增量式為基層“賦能”，只能利及一時。為此，需要創(chuàng)新管理機制，統(tǒng)籌考量基層“減負”與“賦能”。
一套好的機制、體制或制度可以為基層“減負”，同時為基層“賦能”。需要強調的是，“減負”與“賦能”看似兩項工作，其實是一個工作，即要通過一套制度設計來解決“減負”和“賦能”兩個問題。如果將其看做是兩項工作，便可能會出現一方面，單純地為了減負而減負，并不能帶來基層能動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單純地為了賦能而采取一定的手段、技術或工具，也只能讓賦能成為“負能”，基層“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就是典型的例子。“減負”與“賦能”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一對既獨立、又相關的概念。在實踐中，“減負”要以能力提升為前提，“賦能”則要以不增加負擔為原則，通過機制創(chuàng)新打好“組合拳”，賦予基層更大的工作動力和能力，讓基層公務員敢為、想為、能為。（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胡曉東，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公共管理、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管理、領導力。著有《績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行政管理學》《績效管理學》《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實驗實訓教程》等專著教材。
青年消費新圖景及趨勢應對
——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經濟系主任、教授 龍少波
青年群體作為新型消費市場的重要力量，其獨特的消費偏好正深刻地改變市場面貌，催生新型消費領域的深層次變革。青年群體成為新型消費主力軍，是經濟基礎、社會文化及人口結構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消費結構的代際變遷，折射出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深層邏輯。從經濟基礎的維度分析，國民經濟持續(xù)增長與收入分配結構優(yōu)化構成核心支撐。從社會文化的維度分析，成長于物質豐裕時代的“Z世代”已經成為青年消費群體的主體，其消費函數已突破傳統(tǒng)的使用價值最大化模型，呈現出鮮明的符號消費、情感消費等新特征，進而催生出新的消費場景、消費業(yè)態(tài)。從人口結構變遷的維度來看，較大的人口基數進一步強化青年群體在新型消費中的主體地位。青年群體在社交媒體上的推薦和評價，對其他群體的消費決策具有顯著影響。這種群體性的消費示范效應倒逼市場主體進行消費市場的供給側改革，推動產品與服務向在線化、個性化、場景化方向迭代升級。
青年新型消費業(yè)態(tài)的興起催生算法推薦、社交“種草”等新的營銷方式，也帶來一系列監(jiān)管挑戰(zhàn)。針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新現象、新問題，應加快完善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新營銷方式的監(jiān)管標準與責任主體。大力推行算法備案審查制度，加大對平臺監(jiān)管執(zhí)法力度，倒逼平臺建立完善的審核體系。建立社交平臺推廣內容溯源機制，嚴格把控推廣信息，確保“種草”內容的真實性，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同時，發(fā)揮行業(yè)協(xié)會自律作用，劃定行業(yè)規(guī)則和標準，敦促企業(yè)守信踐諾。發(fā)揮消費者的監(jiān)督作用，建立投訴舉報制度，對于違法違規(guī)現象進行揭露和舉報。通過政府、行業(yè)協(xié)會、企業(yè)、消費者等多方合力共治，進一步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龍少波，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宏觀經濟治理與公共政策。主持國家社科、國務院經濟普查辦公室、國家發(fā)改委、中央農辦、農業(yè)農村部等項目20余項。著有《中國結構性通縮形成機制及調控體系研究》《中國的經驗：改革開放40年經濟學總結》等專（譯、參）著共10部。
古代游園會的風趣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付林鵬
在明代傳奇《牡丹亭》中，有“游園驚夢”一節(jié)。其中，杜麗娘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唱詞：“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就點出了游園的主要目的，即欣賞園林的自然美景。不同于大自然的野趣之美，中國古典園林中自然風景的構建，主要是以筑山、理水和布置草木來實現，即通過有意識地加工、裁剪、調整和改造來呈現一個高度概括化、濃縮化的自然。故從這一角度來講，園林是本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中國士人崇尚自然之美，希望在與自然山水的接觸中開闊眼界、調適身心，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并達到超越自我的境界。與自然山水的接觸，固然可以通過游歷高山大川來實現，不過高山大川往往離居所遙遠，難以日日親近。于是，游覽位于居所附近的園林，便成為最好的選擇。因中國園林是由建筑、山水、草木等組合而成的綜合性審美場域，“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故古人在游園的過程中，既可觀自然之逸趣，又能品文人之雅趣，還會體世俗之樂趣，這些共同構成了古代游園會的風趣。（選自《人民論壇》2024年第19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付林鵬，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華中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兼任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研究員、《華中學術》集刊“古代文學文獻學研究”欄目主持人、樂府學會理事等。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漢代讖緯文獻、中國禮樂文化等，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哲學與文化》等刊物發(fā)表論文40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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